一张标注着重庆两江新区的地图上，规划中占地广阔的芯片工厂旁，密密麻麻的研发中心与科技园环绕四周，这里曾是中国DRAM存储芯片冲击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
今年，搭载国产芯片的设备屡见报端，但很少有人知道，六年前紫光集团在重庆布局的DRAM芯片制造工厂，曾承载着中国自主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最大期望。
这座计划投资高达8000亿元的工厂，最初设定在2019年底开工建设，计划2021年开始大规模生产-2-8。
说起紫光重庆DRAM厂，那阵仗可不小。2019年8月，紫光集团与重庆市政府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在两江新区建设集研发、制造、总部于一体的存储芯片产业基地-2-8。
按照规划，这里将设立紫光DRAM事业群总部、DRAM总部研发中心、DRAM存储芯片制造工厂和紫光科技园-2。
当时这消息一出，业内都炸开了锅。要知道，在DRAM这个领域，全球超过90%的市场份额被韩国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美光三家公司牢牢把控-2-8。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和消费国，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中，存储器占比高达39%，每年进口额超过1200亿美元-2-8。
紫光集团这步棋，明显是要在DRAM领域下重注。他们计划在重庆工厂生产12英寸的DRAM存储芯片，这种尺寸的晶圆是目前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之一。
最初的计划是在2022年实现量产，主要面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2-8。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知情人士透露，紫光集团计划未来十年在这个项目上投入8000亿元人民币-2-8。
紫光为了这个项目也是拼了，请来了存储行业的重量级人物。一位是被称为“台湾存储教父”的高启全，他在DRAM领域有着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曾带领南亚科技和华亚科从韩国企业手中抢占市场份额-2-8。
另一位更是了不得——日本尔必达前董事长兼CEO坂本幸雄-1。坂本幸雄在DRAM领域有30多年的经验，他领导的尔必达公司曾一度占据全球DRAM市场50%的份额-1。
坂本幸雄加入紫光后，负责组建日本研发中心，计划在日本招募100名技术人员-1-2。他直言不讳地说：“日本还有许多能开发存储器的人才，我们准备了相当于日企五六倍的报酬。”-2
按照规划，紫光DRAM业务将形成“工厂在重庆、开发工艺在武汉、设计在川崎”的国际分工体制-6。这种全球布局的思路，在当时可谓相当超前。
紫光做DRAM可不是一时兴起，早有布局。2015年，紫光集团就开始筹划进入DRAM领域，同年将西安华芯（后更名为西安紫光国芯）收入囊中-2-8。
西安华芯的技术班底来自德国英飞凌分拆出的奇梦达公司，奇梦达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的DRAM产品供应商-2-8。
这一收购为紫光DRAM技术奠定了基础。西安紫光国芯拥有从产品立项、电路设计到测试完整的技术积累，已经有数十款产品实现全球量产和销售-2-8。
在正式启动DRAM重庆工厂项目前，紫光集团于2019年6月正式成立了DRAM事业群，由集团联席总裁刁石京任董事长，高启全担任CEO-2-8。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只等工厂建成后大展拳脚。紫光计划在现有芯片工厂内先设立产品中试生产线，进行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待工艺成熟后再在重庆工厂量产-2。
然而天不遂人愿，各种困难接踵而至。首先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项目建设受到严重影响-2-8。
原定于2019年底开工的重庆DRAM工厂，建设进度一再推迟-2-8。
更大的挑战来自技术和地缘政治层面。业内分析指出，如果紫光要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DRAM芯片，就需要美国制造的先进半导体设备-2-8。
在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获取这些设备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紫光集团自身的财务危机也开始浮出水面-5。
2020年底，就有消息传出紫光重庆和成都的存储芯片厂计划可能因债务问题而撤销-5。到了2022年1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新进投资者的推动下，紫光集团决定放弃在重庆和成都建设大型存储工厂的计划-5-7。
雪上加霜的是，坂本幸雄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离开了紫光集团-5。他原本计划在日本组建的百人团队，招募工作也未能按预期顺利进行-5。
紫光重庆DRAM工厂的撤销，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是个不小的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就止步不前了。
实际上，国内还有另外两家存储芯片企业在坚持奋斗：长江存储主攻3D NAND闪存，合肥长鑫则专注于DRAM领域-2-8。
长江存储在2020年正式发布了128层3D NAND闪存，其市场与销售高级副总裁龚翊表示，长江存储在3D NAND闪存领域已经基本追平国际先进水平，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领先-2-8。
合肥长鑫的进展也令人鼓舞，2019年9月，中国首款DRAM芯片长鑫DDR4正式投产-2-8。2020年5月，多款搭载长鑫存储DRAM芯片的内存条上市，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DRAM芯片首次进入市场-2-8。
尽管紫光重庆DRAM厂项目未能落地，但它的规划和尝试为中国存储芯片产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技术路线选择到国际人才引进，从全球产业布局到产业链协同，这些探索对后来的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紫光重庆DRAM工厂的蓝图化为档案室里的资料，重庆两江新区那片规划中的土地上，至今没有耸立起想象中昼夜通明的芯片工厂。
而坂本幸雄那句“月产能必须超过30万片”的豪言，也只能停留在当年的新闻稿中-6。这个投资计划高达8000亿的宏大项目，最终成为中国半导体发展史上一个令人惋惜的注脚-2-8。
尽管如此，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并未止步。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等企业继续在闪存和DRAM领域寻求突破，智能手机和各类电子产品中开始出现国产存储芯片的身影。
网友“半导体观察者”提问： 紫光重庆DRAM工厂项目失败了，那么中国现在还有哪些国产DRAM项目在推进？它们进展如何？
答：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虽然紫光重庆DRAM项目没能落地，但中国的DRAM产业并没有停滞。最值得关注的是合肥长鑫存储，它已经成为中国DRAM产业的领头羊。
合肥长鑫的进展确实令人鼓舞。早在2019年9月，他们就投产了中国首款DRAM芯片——长鑫DDR4-2。到了2020年5月，市面上已经能看到多款搭载长鑫存储DRAM芯片的内存条上市，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DRAM芯片真正进入了消费市场-2。
和模组厂商的合作也很紧密，像江波龙这样的公司，已经推出了搭载长鑫存储颗粒的内存产品-2。
合肥长鑫的技术来源比较特殊，他们借鉴了奇梦达的堆叠式架构技术专利，这让他们的制程能够迈入10纳米级别-2。
合肥这个项目是政府和资本结合的成功案例，由合肥市政府出资，芯片设计厂商兆易创新也参与了投资-2。
除了长鑫，其实福建晋华也曾主攻DRAM市场，不过他们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成立不到两年，就被美国美光告上法庭，指控其涉嫌窃取商业机密-2。
2018年10月，美国商务部将福建晋华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直接导致生产停摆-2。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发展DRAM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和资金，还要注意知识产权和国际规则。
网友“科技爱好者小明”提问： 紫光请了那么多国际大牛，像坂本幸雄这样的行业巨头，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对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有什么启示？
答： 哎呀，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紫光当时请坂本幸雄确实是大手笔，他在DRAM领域干了30多年，曾经带领尔必达占据全球50%的市场份额，是和三星、海力士正面较量过的人物-1。
当时紫光给他的任务是组建日本研发中心，计划招募100名日本技术人员，甚至开出了当地企业五六倍的薪酬-1-2。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从结果来看，人才招募工作并没有按预期顺利进行-5。这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日本半导体人才本身就很抢手；二是地缘政治因素让人才流动变得更加复杂；三是紫光自身的财务危机也让项目稳定性受到质疑。
更关键的是，坂本幸雄去年下半年就离开了紫光，这比重庆工厂项目正式撤销还要早-5。他的离职可能释放了一个信号——项目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件事给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的启示很深刻：光有顶尖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支持、清晰的技术路线和可持续的发展规划。
同时，国际人才引进要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半导体这种战略性产业。紫光的案例表明，即使有了顶尖人才，如果无法获取美国制造的先进半导体设备，也很难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2-8。
网友“产业分析员张工”提问： 紫光重庆DRAM工厂计划投资8000亿，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还应该继续投入这么多钱做DRAM吗？
答： 8000亿这个数字确实惊人，相当于约1100亿美元-2。这个规模反映了DRAM产业的两个特点：一是技术门槛极高，二是规模效应极其明显。
为什么DRAM这么“烧钱”？因为这个行业已经被三星、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垄断，它们占据了全球超过90%的市场份额-2。新进入者要想竞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达到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否则单位成本根本无法与这些巨头竞争。
坂本幸雄曾说过，要确保竞争力，月产能必须超过30万片-6。要达到这种规模，投资自然是个天文数字。
那么中国还应该继续投入吗？从战略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中，存储器占比高达39%，价值超过1200亿美元-2。如此重要的产品完全依赖进口，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技术安全都是巨大风险。
实际上，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目标：半导体自给率要从当时的20%提高到40%，然后在2025年提高到70%-2。
现在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集中资源，支持像合肥长鑫这样的已有项目做大做强，而不是另起炉灶。同时，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技术路线，比如紫光国芯正在研发的嵌入式DRAM技术，可能会在某些特定应用场景中找到突破口-4。
投资也要更聪明，不能光看规模，还要考虑技术路线、市场定位和产业链协同。福建晋华的教训告诉我们，DRAM领域专利壁垒极高，必须重视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布局-2。
